闻一多

闻一多，原名闻家骅，字友三，1899年生于湖北省浠水。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，1922年7月赴美留学，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、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接受西洋美术教育。1923年9月，他的第一本诗集《红烛》在国内出版。1925年5月他回国后，在北京、南京、武汉、青岛等地任教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他毅然南迁，在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（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）任教。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。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，发表了著名的《最后一次的讲演》，当天下午即被特务暗杀，年仅48岁。主要著作有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、《唐诗杂论》、《离骚解诂》等。

   “你可知‘MACAU’（妈港）不是我的真名姓？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，母亲！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，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，请叫儿的乳名，叫我一声‘澳门’！母亲！我要回来，母亲！”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，随着电视纪录片的播放，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在全国不胫而走。它的词作者，就是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和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。
    五四之夜，手书岳飞《满江红》贴于学校饭厅门前，并成为清华园内学运的活跃人物；
把澳门、香港、台湾等七个被割让、租借的地方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，创作了《七子之歌》，在1999年澳门回归时广为传唱。
    1912年，13岁的闻一多便以鄂籍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，在那里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。其间他学习刻苦，参加了多种学生团体并成为活跃人物。五四运动爆发当天，闻一多激情难耐，深夜手书岳飞《满江红》贴于饭厅门前。这年暑假他破例没有回家，致信父母说：“国家育养学生，岁糜巨万，一旦有事，学生尚不出力，更待谁人？”他在校参加了宣传，并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。
    1922年7月，闻一多赴美留学，先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、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。他在专攻美术时，又喜欢戏剧和酷爱诗歌。1923年9月，他的第一部诗集《红烛》由郭沫若协助在国内出版，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。留美期间，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愈发激起闻一多对祖国的热爱。他说：“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；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！”对澳门、香港、台湾等七个被割让、租借的地方，他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，创作了《七子之歌》。70多年后迎接 澳门回归之际，《七子之歌·澳门》又被谱曲广为传唱。
    1925年闻一多归国，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，随后参加徐志摩主编的北京《晨报》副刊并编辑《诗镌》。奉系军阀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后，闻一多南下武汉，应邓演达之邀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。曾亲绘一幅反军阀的大壁画，悬于黄鹤楼前。
早年信奉国家主义，对共产主义有偏见。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困苦，遂走出书斋呐喊：
   “现在只有一条路——革命”。加入民盟之时表示“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”；身为名教授，却在课外靠刻字养家。昆明警备司令以重金请他刻印章时，却嗤之以鼻。
    1927年以后，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、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、清华大学等，由浪漫诗人转而成为谨严学者，研究领域由汉魏六朝诗到《楚辞》、《诗经》，由《庄子》而《周易》，并兼及古文字学、音韵学、民俗学，令郭沫若叹为“不仅前无古人，恐怕还要后无来者”。此外，他在美术、戏剧、书法、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，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，时人奉为精品。卢沟桥抗战炮声响起后，闻一多鄙视文人周作人等为家室所累而留城甘受敌统治，不惜舍弃多年的珍藏，为不当亡国奴在战火中只身南下。
    在清华读书时，闻一多信奉国家主义，认为无政府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只破坏不建设。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大会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。抗战期间他走出书斋深入社会，思想便发生了变化。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，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、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步行团，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。1943年春，蒋介石抛出《中国的命运》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，闻一多认为是“公开向五四挑战，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”。不久，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，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，立即发表了《时代的鼓手——读田间的诗》一文，在大后方引起震动。他通过阅读各种进步书籍，详细了解到共产党的各种情况，发自内心喊出：“现在只有一条路——革命”！在进步教授吴晗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介绍下，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，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，并表示“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”。
    抗战后期，国统区物价飞涨，贪污盛行，没有“外快”的教授靠工资大都难以养家糊口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国内名师，除上课外也要穿有补丁的破长衫，只好标价给人刻印章以维持全家生活。昆明警备司令慕其盛名，派人找他刻印并称可出重金。闻一多出于对国民党军警的鄙视，不顾得罪此人可能带来的危险，对其嗤之以鼻。
    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，面对台下特务威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，坚定地表示“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”。几小时后，他在回家路上便被特务打死；毛泽东曾说：“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”。如今闻亭屹立在清华园内，前面有他叼烟斗的塑像。
    日本投降后，闻一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会，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和宣言。特务学生对他极为仇视，在称为“民主堡垒”的西南联大中张贴恐吓传单，故意将其名改为类似俄国人的“闻一多夫”。1945年12月1日，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，国民党当局竟出动由特务等组成的“军官总队”，冲入校园投掷手榴弹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。闻一多悲愤已极，亲赴烈士灵堂祭奠，并手书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的挽联，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出殡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列。
    1946年夏，西南联大解散，闻一多也想随师生北返清华，却苦于全家搬迁费用而滞留。这时国民党当局认为昆明民主力量削弱，又嚣张起来，于7月11日夜间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。当时一些名学者跑到外国领事馆要求避难，市内又盛传黑名单下一个便是闻一多，地下党通知他暂时隐蔽。闻一多却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毅然参加了15日下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。会上本没有安排他发言。当李夫人介绍丈夫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，混入会场的特务却叫嚷捣乱。闻一多忍无可忍，对着会场内的千名师生和嚣张的特务，发表了一生中著名的最后演讲，宣布自己“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”。会后他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，五时许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，便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，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负重伤，凶手则驱车扬长而去。这一“李闻惨案”使中外震惊，周恩来在南京愤怒谴责说：国民党进攻共产党，双方都有武器还可以对打；对李、闻这样手无寸铁的文人竟也下此毒手，而且还要采取怯懦的暗杀方式。面对全国声讨浪潮，军统便出面诡称是其成员听到闻一多“辱骂领袖”，因“义愤”擅自开枪而非上峰指令。
    1949年8月，毛泽东在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中赞扬了闻一多“拍案而起，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”的精神，提出：“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、写朱自清颂，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。后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语中，又称颂闻一多“以身殉志，不亦伟乎！”几十年后的清华园中，已分别矗立起闻亭和自清亭。闻亭前屹立着闻一多瘦身材、戴圆眼镜、叼烟斗的塑像。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：“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。爱他的祖国，爱他的人民。”
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从五四狂放诗人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，闻一多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。
    闻一多的人生充满变化。他曾是以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而饮誉一时的诗人；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；最终走出书斋，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。这看似充满矛盾，实则一以贯之，即无论是诗人、学者还是战士，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。
    从少年时代起，闻一多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，赴美后看到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，而尤因她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。”他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寻找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，在书斋内探寻无效后终于走上了社会活动。闻一多早年曾信奉反共的国家主义，但他通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和不断寻求真理，终于端正了认识，在抗战后期转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他以为民主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的事迹，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高升华。